第三十四章铁与血之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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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四章铁与血之间(第1/2页)

一八六三年五月,柏林。

弗里茨站在窗前,望着街对面的老栗树。树还是那棵树,但看树的人,换了一代又一代。

他今年二十四岁了。

那块表在他怀里——韦伯送的那块,弗里德里希留给安娜、安娜又留给他的那块。表针指向下午四点。它还在走,走得准准的,和五十三年前一样。

身后传来脚步声。

“弗里茨。”

是安娜的声音。她老了,头发全白了,走路也需要拐杖了,但那双眼睛还是亮的。

弗里茨转过身。

“安娜婶婶。”

安娜走到他身边,和他一起望着窗外。

“又在想什么?”

弗里茨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在想他们。”

安娜知道他说的是谁。弗里德里希、汉斯、卡尔、路德维希——那些她讲过无数遍的人,那些他从未见过、却通过那个破旧的本子熟悉得像亲人一样的人。

“你知道吗,”安娜轻声说,“弗里德里希先生也经常站在这里,望着那棵树。一站就是很久。有时候我进来,他都不知道。”

弗里茨没有说话。

他只是望着那棵树,望着那些在春风里轻轻摆动的绿叶。

那年夏天,一个消息震动了整个德意志。

“法兰克福诸侯大会。奥地利皇帝弗兰茨·约瑟夫召集全德意志的邦国,商讨改革德意志邦联。”

安娜拿着报纸,读给弗里茨听:

“奥地利想改革邦联,加强中央权力。但普鲁士没去。俾斯麦说,普鲁士不接受奥地利领导。”

弗里茨接过报纸,仔细看着那些字。

“普鲁士不去……那会怎么样?”

安娜摇了摇头。

“不知道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——奥地利和普鲁士,迟早要争出个高低。”

弗里茨沉默着。

他想起弗里德里希本子里记的那些话。关于奥地利,关于普鲁士,关于那个“谁说了算”的问题。

“弗里德里希先生说过,”他轻声说,“总有一天,会有人明白,人民给的皇冠才是真正的皇冠。”

安娜看着他。

“你觉得那个人是俾斯麦吗?”

弗里茨没有回答。

那年秋天,弗里茨去了一个地方。

那是柏林城外的那片墓园。他每年都来,有时候和安娜一起,有时候自己一个人。

他找到那块墓碑:

弗里德里希·冯·瓦尔德克

一七**年——一八五〇年

他等了一辈子

他在墓碑前蹲下来,用手轻轻拂去碑上的落叶。

“弗里德里希先生,”他轻声说,“我又来看您了。”

风吹过来,带着田野的气息。远处的树林已经开始变黄,秋天快来了。

他从怀里掏出那个本子——那个跟了弗里德里希四十一年、现在跟着他的本子。他翻开某一页,那里记着一句话:

“一八四八年三月,路德维希死了。他说:‘您等了一辈子……等到了。’”

他看着那几个字,看了很久。

“您等到了吗?”他轻声问。

风吹过来,把他的头发吹乱了。

那天傍晚,弗里茨回到安娜的小屋,发现她坐在窗前,一动不动。

“安娜婶婶?”

安娜转过头,看着他。她的眼睛里有泪光,但嘴角带着笑。

“弗里茨,有件事要告诉你。”

弗里茨在她旁边坐下。

“什么事?”

安娜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说:

“我今天收到一封信。从美国来的。”

弗里茨愣住了。

“美国?”

安娜点了点头。她从怀里掏出一封信,递给弗里茨。

弗里茨接过信,抽出信纸。信是用德语写的,字迹工整,但有些地方拼写很奇怪:

“亲爱的安娜女士:

请原谅一个陌生人的冒昧来信。我叫汉斯·施密特,是一个德国移民的儿子。我父亲年轻时参加过一八四八年的革命,失败后逃到了美国。他在去年冬天去世了。临终前,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

他说,他年轻时在德国认识一个人,叫汉斯。那个汉斯带着他打仗,带着他逃跑,最后死在巴登的战场上。临死前,那个汉斯交给他一封信,让他有机会一定带到柏林,交给一个叫弗里德里希·冯·瓦尔德克的人。

但那封信,他一直没能送出去。后来他逃到了美国,信就一直留在身边。他死前把这封信交给我,让我一定要完成他的遗愿。

我在德国移民的圈子里打听,终于打听到,弗里德里希·冯·瓦尔德克先生已经去世了,但他有一个学生,叫安娜·卡尔森,还在柏林。

随信附上那封信。它已经等了十五年了。

您真诚的

汉斯·施密特”

弗里茨的手在发抖。

他翻到信封里夹着的另一封信。那封信更旧,纸已经发黄,边角有些破损。他小心翼翼地打开,认出那熟悉的笔迹——他在弗里德里希的本子里见过无数次的那种笔迹:

“弗里茨:

写这封信的时候,我在巴登的军营里。那些年轻人要打最后一仗。我知道打不赢,但我要和他们一起。

这辈子,认识你,是我的运气。

替我看看那一天。

汉斯”

弗里茨读完那封信,手抖得更厉害了。

他抬起头,看着安娜。

安娜的眼睛里满是泪水,但她笑了。

(本章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)第三十四章铁与血之间(第2/2页)

“他最后写的那封信,”安娜轻声说,“送到了。”

那天晚上,弗里茨把那封信放在弗里德里希的本子里,和那些旧信放在一起。

他点起蜡烛,坐在桌前,一页一页地翻着那个本子。

从一八〇八年到一八五〇年,四十二年的光阴,就在这些发黄的纸页里。

他翻到一八四九年那一段:

“汉斯死了。死在巴登,最后一仗。他说:‘替我看看那一天。’”

他翻到一八五〇年那一段:

“安娜,你替我看着时间。等那一天来了,告诉我。”

他把本子合上,放在怀里。

窗外的月光很亮。那棵老栗树的影子投在窗玻璃上,轻轻晃动着。

一八六四年二月,战争爆发了。

普鲁士和奥地利联合向丹麦宣战,争夺石勒苏益格-荷尔斯泰因。报纸上每天都是前线的消息,都是胜利的捷报。

弗里茨每天下班后都去安娜的小屋,给她读报纸上的消息:

“普军渡过达讷维尔克防线……”

“迪博尔战役,普军大胜……”

“丹麦军队撤退,石勒苏益格全境被占……”

安娜听着,一言不发。

有一天,弗里茨读完后,她忽然问了一句话:

“你觉得,这是弗里德里希先生等的那一天吗?”

弗里茨愣住了。

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
“也许……”他斟酌着说,“也许只是一步。”

安娜点了点头。

“一步。对,只是一步。”

她望着窗外,望着那棵老栗树。

“他等了一辈子,走了很多步。这一步,是替他走的。”

那年夏天,战争结束了。普鲁士赢了。

十月,维也纳和约签订,石勒苏益格-荷尔斯泰因被普鲁士和奥地利共同管辖。

但所有人都知道,这只是暂时的。

弗里茨在报纸上读到俾斯麦的一句话:

“德意志的问题,不能用和平方式解决。”

他把报纸放下,望着窗外。

窗外,秋天的阳光照在施普雷河上,河面飘着落叶,一片一片的,慢慢流向远方。

他摸了摸怀里的那块表。表针指向下午三点。

他又摸了摸怀里的那个本子。它还在,那些字还在,那些人还在。

那年冬天,安娜病了。

弗里茨每天下班后都去照顾她。她躺在床上,越来越瘦,越来越虚弱,但那双眼睛还是亮的。

有一天晚上,她拉着弗里茨的手,说:

“弗里茨,把那个本子拿来。”

弗里茨从怀里掏出那个本子,递给她。

安娜接过本子,没有翻开,只是放在胸口,贴了很久。

然后她把本子还给他。

“留着。等那一天。”

弗里茨点了点头。

安娜看着他,目光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东西——不是悲伤,不是恐惧,而是别的什么。平静的,笃定的,像是终于可以放心了。

“弗里茨,你知道吗,弗里德里希先生临终前跟我说,他这辈子做过很多事,但有一件事从来不后悔——一直等下去。”

她顿了顿,喘了口气。

“我也是。”

弗里茨握着她的手,没有说话。

窗外,冬天的风呼呼地刮着,吹得树枝摇晃。

一八六五年三月,安娜走了。

弗里茨站在她的床前,看着她安详的脸。那脸上带着微笑,和弗里德里希走时一模一样。

他把那块表放在她手里——韦伯送的那块,弗里德里希留给她的那块。但想了想,又拿起来,放回自己怀里。

“安娜婶婶,”他轻声说,“我替您看着。”

葬礼很简单。只有几个人来送她——弗里茨、出版社的几个同事、书店的几个常客。

墓地在城外,和弗里德里希在同一片墓园。弗里茨把她葬在弗里德里希旁边,让那两个等了一辈子的人,可以挨在一起。

他站在两座墓碑前,风吹过来,带着田野的气息。

弗里德里希的碑上写着:

他等了一辈子

安娜的碑上很简单,只刻着名字和生卒年。但弗里茨在心里给她加了一行字:

她也等了一辈子

那年春天,弗里茨一个人站在窗前,望着那棵老栗树。

树还是那棵树。它看着弗里德里希站了四十二年,看着安娜站了十五年,现在看着他。

他摸了摸怀里的那块表。它还在走,走得准准的。

他又摸了摸怀里的那个本子。它已经很旧了,但那些字还在,那些人还在。

他想起弗里德里希最后写的那句话:

“安娜,你替我看着时间。等那一天来了,告诉我。”

他想起安娜最后说的那句话:

“弗里茨,留着。等那一天。”

他望着窗外,望着那棵正在抽芽的老栗树。

春天又来了。

十一

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。当当当的,一声接一声。

他站在那里,听了很久。

然后他轻声说:

“我替你们看着。”

风吹过来,把他的头发吹乱了。但他没有动,只是站在那里,望着那棵树,望着那片正在变蓝的天空。

一八六五年的春天,就这样来了。

德意志1806年至1871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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