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019章《觉醒之路》(第1/2页)

东大北方电影制片厂的放映厅里，胶片的哒哒声停下来了。

银幕上最后一行字幕缓缓浮现——“本片由日本反战同盟与解放日军官兵联合摄制“——然后是一片黑。

灯亮起来的时候，没有人鼓掌。

满屋子的人都还坐着，八十多个座位的放映厅里静悄悄的。

坐在第一排正中间的是一位穿了件灰布军装的老人，鬓角全白了，左袖管空荡荡地别在腰间。

他姓陈，是制片厂的副厂长，负责这部影片的终审。

他慢慢站起来，转向身后的人，开口时声音有点哑：

“再放一遍。“

第二排有人小声说：

“陈厂长，天快黑了。“

“再放一遍吧。“

他说。

放映员重新上卷。胶片接头的咔嚓声在安静的大厅里格外清脆。

《觉醒之路》的开场是一段没有任何画面的黑屏，只有声音——先是一个男人的呼吸，粗重，不稳，像刚刚哭过。

然后是他颤着嗓子用日语说了一句话。

中文字幕打在黑屏上：

“我叫山田正雄，原日军第十九师团下士官，广岛人。

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，我用性命来承诺都是我亲眼看到的。“

黑屏维持了大约十秒钟，画面才亮起来。

山田正雄坐在一间屋子里，背后没有的任何装饰。

他穿着一件深蓝色棉袄，嘴唇干裂，眼睛看向镜头时微微眯着。

他先说了一九三二年的事。

“那年我们师团在奉天北边的一个村子，奉命‘肃清反抗分子‘。“

他说话时语速很慢，似乎是在回忆着什么。

“带队的少佐叫大野，他告诉士兵，村子里的成年男人都可能是游击队。抓到之后不用审，直接处理掉。“

镜头切了。

画面变成了，几十个男人跪在村口的空地上，双手反绑在身后，穿的都是普通棉袄，有的脚上连鞋都没有，光着踩在地里。

日本士兵站在他们身后，枪口抵着人们的后脑勺。

枪声响起，弹壳落地的叮当声被放得很大。

山田正雄的画外音继续：

“大野少佐让我记录死亡人数。我从早上八点记到下午三点，一共记了一百四十七个。后来我数不清了，因为——“

画面切回山田的脸，他的嘴角抽了一下，

“因为后来他们开始用刺刀。大野少佐说这是为了省子弹。“

放映厅里有人吸了一口凉气。

陈副厂长没有回头，只是把右手搁在了膝盖上，手指轻轻叩着。

接下来是一段访谈式的片段，山田正雄和另外三个穿同样深蓝棉袄的男人坐在一起。其中年纪最轻的那个看起来不过二十出头，剃了寸头，颧骨高，坐姿端正，两个手平放在膝盖上。

他自我介绍说自己叫大木，原属于朝鲜派遣军补充联队，一九三七年四月入伍。

他说自己刚到朝鲜的时候什么都不懂，以为当兵就是保家卫国，是“神圣的使命“。

“我哥比我早几年入伍。“

大木说这话时膝盖上的手攥成了拳头。

“他在鸭绿江被打散了，被俘。我当时以为他肯定被杀了，后来才知道他在战俘营，活着。“

旁边的中年男人——字幕打出来是“原日军第十九师团步兵第三联队曹长，田中茂“——偏过头看了大木一眼，没说话。

田中茂的脸上有一道从眉骨到下巴的伤疤，左眼斜着一条缝。

影片到这里节奏突然快了。

一段急促的鼓点响起来，画面上出现了一行白底黑字：

“我们以为自己在保卫国家。“

接着是一组快速剪辑：

日军征兵令的特写，红戳盖在粗糙的纸上；火车站里挤满了穿灰军装的年轻人，都剃着一样的平头，背着一样的行囊，脸上表情差不多——麻木的，像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；

然后是船，一艘接一艘的运兵船，甲板上密密麻麻的人头；

再然后就是汉城港口的那一幕，画面的镜头很晃，一个人头挂在铁栏杆上，血顺着一根锈蚀的铁管往下淌，在阳光下颜色发黑。

鼓点停。

画面切回摄影棚，山田正雄的侧脸，光线从左边打过来，他的伤疤陷在阴影里。

“我当了十四年兵。“

他说，

“第十年的时候，我已经不想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。

上级让我们怎么做，我们就怎么做。

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，怀疑上级的命令是可耻的。我们有一句话——‘不为所动‘。看到什么都不要动心，动心就是软弱。“

他顿了顿，低下头看自己的手，那是一双骨节粗大的手，指甲剪得很短，手指上有几个旧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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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但我现在知道了。不动心，不是坚强。是不把自己当人了。“

影片的后半段转向战俘营。这一段是用十六毫米彩色胶片拍的，色调偏暖，跟前面黑白的血腥画面形成了一种割裂感。

镜头跟着一个穿灰色工作服的年轻男人走，他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碗，碗里是杂粮粥，他把碗递到一个坐在炕沿上的瘦削男人面前，那人接过去的时候手抖了一下，洒了一点在裤子上，不好意思地笑了——一个很浅的笑，嘴角往上牵了一牵就收回去了。

字幕显示这个瘦削的男人叫大郎，原日军关东军第二十师团士兵，在朝鲜汉城战役被俘。

大郎用中文对镜头说：

“刚开始我以为**他们会杀俘虏。

我以前听长官说，被俘的人会被剥皮、挖眼、喂狗。“

他说到“挖眼“的时候自己打了个冷战，然后低头喝了一口粥，像是在确认这碗粥是真的，不是幻觉。

“后来他们把我送到这里。

每天就是劳动、吃饭、上课。

上课的时候……“

大郎又笑了，

“上课的时候，有个同志教我中文。

他说‘你‘，指着我说。他说‘我‘，指着自己。

他说‘我们‘——把手画了个圈。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，一直在想这个‘我们‘到底是什么意思。“

画面切到教室。一间木结构屋子，黑板是木板刷的黑漆，一个穿着灰军装的年轻女同志站在黑板前，板书上面写着“劳动者““阶级““剥削““解放“。

底下坐着二三十个俘虏，大部分都剃了寸头，穿着统一的灰布衣服，有的在看黑板，有的在低头记笔记，记在粗糙的草纸上，用的是铅笔头。

大郎的画外音：

“我们的政治教员说，日本天皇不是神。

我那时候吓了一跳，以为她要被雷劈。但没有人劈她。

她又说，天皇吃的大米是从农民手里剥削来的。

我想了想我老家，我家一年交七成粮食给上面，剩下的吃不饱。

天皇怎么吃得起呢？我想不通。

后来想通了——因为我们的粮食被他们这群人拿走了。“

画面切回大郎的脸，他坐在炕沿上，搪瓷碗已经喝空了，搁在膝盖上。

“想通的那天晚上我哭了。

我哥骂我，说我丢人。

我说哥，我们在老家饿肚子的时候，天皇在皇宫里吃白米饭。

我们在这边打仗，老百姓的粮食被我们抢走，老百姓也饿肚子。

我们到底在保护谁呢？“

镜头向右摇，大郎旁边坐着的那个跟他长得很像的男人——字幕写“二郎，原日军关东军第二十师团士兵，大郎之弟“——把脸埋进了手掌里，肩膀一动一动的。

后面有一段是田中茂的独白，接近影片结尾处。

他坐在镜头前，疤痕脸，一只眼半闭着，另一只眼很亮。

“我当曹长的时候，带过三十七个新兵。“

他说，

“新兵来了第一件事，就是训练他们学会不把敌人当人。

我们告诉他们，敌人是畜生，是劣等民族，杀畜生不需要有感觉。我们甚至——“

他停了一下，下巴绷紧了一瞬，

“我们甚至用活人练刺刀。让新兵亲手刺进去，感受刀锋穿过肉和骨头是什么手感。“

他的那只独眼盯着镜头，没有躲闪。

“我现在跟你们说这些，是因为——“

他的声音突然抖了，

“因为那些新兵后来都上了战场。他们刺刀捅进去的时候不再有感觉了，他们变成了我们想要他们变成的人。

可是那些人——那些被捅死的——他们有名字。他们有老婆。有孩子。“

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片，展开来，对着镜头。

纸片发黄，折痕很深，上面用铅笔写了几个日本字，画面给了特写——“小野菊子，二十四岁，三个孩子。“

田中茂把纸片折回去，放进胸口的内袋里。

“我杀了很多人。

我没办法还他们命了。

但至少——至少我可以让活着的人知道，他们是怎么死的，是谁杀的，为什么杀的。“

影片的最后一段，是几个穿灰军装的日军前士兵站在镜头前，一个一个地说同一句话。

大木先说：

“日本人民跟中国人民一样，是劳动者，是要吃饭的人。“

田中茂说：

“战争不是人民的选择。“

山田正雄说：

“天皇和政府把我们当工具，用完就扔。“

大郎说：

“我不要再当工具了。“

二郎说：

“我要做一个真正的人。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