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021章影片发酵2(第1/2页)

灯亮了。

没有人站起来。

二十三个人挤在六叠的屋子里，像被什么东西钉在了地板上。

先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——穿一件旧式羽织，头发花白，眼镜腿用白胶布缠着——慢慢把捂在嘴上的手拿下来，他的掌心湿了一片，他低头看了一眼，又把手合上了。

摇放映机的年轻人站起来，把机器盖上布，低声说：

“片子就到这里。拷贝还要送去下一站，大家看完就——“

“等一下。“

说话的是个三十出头的男人，穿普通的工作服，他声音不大，但屋子里太静了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

“你们这个片子，还有多少人在放？“

摇机器的年轻人看着他，没立刻回答。

工作服男人站了起来，

“我没有参加任何组织，以前也没有。

但今天我看完了。我想知道——“

他停了停，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，

“我想知道我能做什么。“

屋子里的空气凝了一瞬。

然后角落里那个穿碎花和服的年轻女人开口了，声音颤着，但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：

“我也想知道。我有个弟弟，去年入伍了。

他走的时候才十六岁。

我……我以为他在保卫国家。我今天才知道——“

她没有说完，用手掌压住了眼睛。

老头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，重新戴上时手还在微微抖，他说：

“我家住皇居附近，以前每天早上都能听见马车声，我以为那是……那是国家的气派。

我不知道那些气派是用什么换来的。“

工作服男人转向摇机器的年轻人，又问了一遍：

“还有多少地方在放？“

年轻人蹲下来，把胶片箱的搭扣扣好，抬头说：

“大阪、名古屋、京都、神户，都有。

我们的人在各处放。

每周都有新的点。“

他站起来，拍了拍裤腿，

“但拷贝有限，要传着用。你要是愿意帮忙——可以来摇机器。“

工作服男人说：

“行。“

年轻女人也说：

“我会缝纫，窗帘、遮光布，我可以做。“

老头说：

“我认识一个开印刷所的，战后他从大藏省退下来的。他大概愿意……印点东西。“

陆续有人开口——一个小学教员说他可以借教室，一个鱼市工人说他可以骑车送拷贝，一个家庭主妇说她可以做联络。

摇机器的年轻人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叠好的纸，展开来，上面列了个地址，字很小，密密麻麻的。

他低声说了对应的接头时间，说完就把纸收回去，用火柴点着了，灰烬落在一个搪瓷烟灰缸里，冒了一缕细烟。

“今天就到这里。“

他说，

“下一场在后天晚上，地点我到时候贴在那个电线杆上——就是拐角那个贴招工广告的，用白粉笔画一个圈。“

人们开始陆续往外走。

有人穿鞋的时候手还在抖，那年轻女人把碎花和服外面的罩衫系紧了些，走出去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站，回头看了一眼墙上那块白布——上面还有浅浅的折痕，图钉钉过的四个角留着四个小洞。

她出去了。

门关上了，黑布又蒙上，屋内的灯灭了。

摇机器的年轻人一个人蹲在黑暗里，把胶片箱抱到膝上。

他摸黑打开铁皮盖子，确认胶片盘卡得牢固——这是今晚要赶着送去下一站的拷贝，一刻都不能停。

他听见楼下印刷机的声响停了，应该是夜班工人在换版。

远处有军靴踏过石板路的脚步声，两个，整齐划一，渐近又渐远，消失在拐角。

年轻人从口袋里摸出一颗糖，剥了纸塞进嘴里。是甜的，桔子味。

糖纸他叠了叠，揣回兜里。

窗外的黑布漏了一道极细的缝，有月光透进来，落在胶片的铁皮箱盖上，窄窄的一条白色。

年轻人站起来，把箱子夹在腋下，轻轻拉开一条门缝往外看了看，然后闪身出去，门在身后合拢，连锁舌入槽的声音轻轻响起。

这部影片在日本第一个月的传播是十分迅速的。

墨田区那间印刷厂二楼放映结束后的第十五天，大阪西成区一家旧书店的地下室里也亮起了同样的光。

第二十二天，名古屋热田区一座废弃的仓库里挤了四十多个人，有人从三十公里外的郊县骑自行车赶过来，车筐里装着饭团和手电筒。

第三十天的时候，京都伏见区一个清酒作坊的库房成了新的放映点，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寡妇，她说她丈夫在满洲失踪，军部那边一直没有消息，她想知道丈夫真实的情况。

到十月中旬，地下放映网络已经覆盖了本州岛从东京到广岛之间的主要城市，外加九州北部的福冈和门司。

日共的地下联络员接力运送那几卷拷贝——一卷从东京传到横滨，横滨的人看完连夜装船走海路送去神户，神户再走陆路送去大阪，大阪的接头人在码头仓库里交接，裹着油布，夹在渔网里塞进卡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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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个放映点看完之后都要填一张表，用铅笔写，看完就烧。

表上只记两样东西——人数、反响。

十月第三周汇总的数字是：

累计放映八十三场，观看总人数约两千四百人，其中第一次看的人数占七成以上，复看的人越来越多。

反响栏里最常见的词是“眼泪“和“沉默“，偶尔有一个“愤怒“。

名古屋那个骑自行车赶了三十公里去看电影的男人，回去之后在工厂的午饭休息室里跟工友说了片子里的内容。

他说日军在朝鲜用活人做瓦斯实验，说是“防疫给水“，其实就是把人关进去灌毒气。

工友里有一个人父亲是大正年间的老兵，参加过日俄战争，当场拍了桌子说不可能，大日本皇军不会干这种事。

两个人吵起来，差点动手。监工过来喝止了，但那天下午整个车间都在窃窃私语——

“真的假的？“

“他说的那个什么防疫给水部队，我以前听过。“

“听过？在哪儿听的？“

“听一个退伍兵说的，他说他在那边待过，回来之后从来没笑过。“

监工第二天就把这事报上去了。

工厂所属的警署派人来问了话，那个骑车三十公里的男人被带走“配合调查“。

他没有再回来。

这是十月的第四周。

同时期发生在东京的一件小事更隐蔽，但影响更深远。

神田区一家旧书店的老板姓佐藤，六十出头，战前在东京帝大读过书，后来家道中落，靠卖旧书为生。

有常客来买书的时候跟他聊天，说最近街面上有人传一些“不太好的话“。

佐藤问他传什么。常客压低了声音，说：

“有人说满洲那边，我们的人杀了很多人，还不止战场上杀的。“

佐藤沉默了一会儿，从书架底层抽出一本昭和八年出版的画册，翻到某一页，递给常客。

那页印着一幅照片，是日军“占领纪念“的合影，背景是一排木杆，杆子上挂着什么东西，因为印刷精度差，看不清楚。

佐藤说：

“这个画册当年是官方出版的，发到学校的。你看这儿——“

他指了指照片角落里的阴影，

“这是人。“

常客凑近看了很久，然后合上画册，没再说话。

佐藤把画册收回书架底层，压在一摞更厚的书下面。

他后来对联络员说，那本画册在书架上摆了七年，从来没有一个人注意到那一页。

事情起变化是在十一月初。

大阪的放映点在第七场之后被举报了。

举报人是谁查不出来，但警察来得很快——凌晨两点，警视厅特高课的人从两个方向包抄了那间仓库，冲进去的时候放映已经结束二十分钟了，人散了，机器也搬走了。

他们在水泥地上找到了一个被踩碎的胶片盘塑料轴，还有墙上一排图钉眼。

特高课的人拍了照片，立刻用电报发去东京。

东京警视厅大楼四层的会议室里，烟雾缭绕。

长桌两边坐了十几个人，陆军省、海军省、内务省警保局、特高课，制服和西装混在一起，没人看对方。

桌上摊着大阪现场的照片、一份不完全的“可疑人员“名单——九个名字，其中五个已经查证属实——

还有一封加密的电报，是从朝鲜发来的，说东大方面正在系统性地制作“反日宣传材料“，有情报表明部分材料已经流入本土。

坐在主位的是个穿将官服的人，陆军中将，五十多岁，脸上的肉垂着，嘴唇很薄。

他把照片一张一张看完，叠整齐，用手指弹了弹纸边，说了一句话：

“这种事，发生在日本本土，发生在天皇脚下，发生在皇军正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时候。“

他扫了一眼在座的人。

“谁负责？“

没有人回答他。

“好。“

他把照片放回桌上，

“既然没有人负责，那就所有人负责。

从现在起——全国各大城市一律实行宵禁，晚上十点以后街上出现的人，全部带走审查。

所有印刷厂、电影院、照片冲洗店，逐一排查。

学校教师重新做政治审核。

港口和铁道加强戒备。发现任何可疑传单、书籍、胶卷——就地没收，相关人等不问理由，直接拘押。“

他说完站起来，两手撑在桌面上，弯腰把怒火向全场压过去：

“皇军在外面打仗，家里不能起火。

谁在家里点火——谁就是敌人。

敌人就按敌人的方式处理。“

内务省的人当天下午就拟好了文件，语气公文化，但措辞不重，只说是“加强治安整顿“。

实际执行是另一个样子。